我眼前放着一本书——《中国农民原贵生》。迟迟没有打开，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读。一本个人传记，如果不是你崇敬的、热爱的人，读起来难免会辛苦；而35万字的体量，我也得安排安排每天读多少。
　　好在，我翻开了它，才知道之前的想法有点多余。只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本书便被我看完了，因为章章相扣停不下来。而书也的确看得“辛苦”，因为看到小时候苦水里泡大、又在中年丧子的原贵生，我得哭；看到终于能和弟妹吃饱饭、当上村里带头人的原贵生，我得笑；看到遭遇泥石流和洪水险情第一个跳进去的原贵生，我得惊心动魄；看着靠实干、才干建设了多个工厂带领龙门村人集体致富的原贵生，我得荡气回肠……通过《中国农民原贵生》，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能够连续三届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的这位河津农民原贵生，我真想握一握他那双劳苦功高、历经沧桑的手。
　　感谢两位作家王西兰、冯浩的书写。他们深入河津市龙门村，走访了大量当地群众和原贵生本人，历时两年，几易其稿，从原贵生14岁写起，把中国农民的代表、龙门集团党委书记原贵生，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将一个基层共产党员、一个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带头人，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也因为此，《中国农民原贵生》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评语这样说：《中国农民原贵生》记录了一位蝉联三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普通党员之成长史、一位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层干部之奋斗史。作品真实表现了广大农民告别落后走向新生的喜悦心情和幸福前景。其故事生动，细节感人，充满生活气息，融生活真实与文学性于一炉，塑造了中国农民原贵生的典型形象，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中国农民原贵生》中既有对原贵生本人生活与成长史细腻真情的描写，又有对整个龙门村发展脉络仔细的梳理。原贵生的命运与龙门村群众紧密相连，与党的农村建设事业紧密相连。可以说，他成长、创造、奉献的过程就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宏大历史再现。那么，王西兰、冯浩两位作家在走访写作的期间经历过什么?遇到过什么样的人和事？在他们的笔下，原贵生这样一位村干部在当今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来听听两位作家的讲述。
　　作者简介
　　王西兰
　　1948年生，山西永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曾任运城市文联主席，运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小说散文集《无悔选择》、长篇小说《送葬》、长篇文化散文《大唐蒲东》《不朽关公》、文学传记《关羽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的觉醒与归真》、随笔集《艺术是生命的支撑》、文化专著《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等。其中《耧铃叮当的季节》《大唐蒲东》曾获“赵树理文学奖”。有作品翻译国外。
　　冯浩
　　1955年生，山西永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永济市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被转载或收入年选。中篇小说《月桂月桂》被收入“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书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八月残棋》（合著）、《红蝴蝶》，长篇小说《西望长安》以及长篇纪实文学《大地的呼唤》（合著）《公仆情怀》等。
　　获奖感言
　　一个说比自己单独得奖要高兴得多　一个说64岁得奖，这么多年值了
　　山西晚报：当您们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
　　王西兰：这本书获奖，我的心情当然很愉快，但不能说是怎样的激动。事实上，当时申报赵奖我也是很犹豫的。我这个年龄了，已经得过两次了，还应不应该再申报呢？可是考虑到冯浩，他的水平和成绩早就应该获奖了，只是每每错过。这是一次机会，于是申报了。我和冯浩文友多年，两个人合作获了奖，我比自己单独得奖要高兴得多。
　　冯浩：知道获奖时我正在运城，接下来还继续住了几天。呵呵，你想象一下，等回到家，兴奋的劲儿还没缓过来。
　　山西晚报：王老师是第三次获“赵奖”了，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西兰：写了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平平，即使得了“赵奖”，也是原地踏步，没有什么突破，算不得多大的成绩；和当年同时起步的张石山、李锐、毕星星、燕治国等朋友比较，我都太落后了。如果说有意义，只能说我虽然进步不大，却也没有退步太多。
　　山西晚报：冯老师第一次获“赵奖”，感受是不是强烈些？对您的意义又是什么？
　　冯浩：对文学，我一直是有敬畏感的。从我开始创作那天起心里就很清楚，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攀上视野里的高峰，当然包括“赵树理”这座大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敬畏感越来越强烈。实话实说，由于先天不足，对自己的潜力和能力我心里有数，从来没想过得什么奖，总认为获奖只是其他同行的事，写了能够发表就很满足了。至今我只有两个奖，一个是51岁那年在《黄河》杂志获得了个优秀小说奖，再就是这次64岁的时候“拥抱”了“赵树理文学奖”，都是始料不及的。等静下心来想了想，现在起码也是对媳妇有个交代了。果然，等我解释了这个奖的重要性后，她终于明白了，说这么多年洗衣做饭嘘寒问暖的侍候我值了（笑）。至于对自己的意义，媳妇一句话已说尽了。
　　山西晚报：您们觉得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赵树理”之间还有怎样的联系？
　　王西兰：应该说我的文学创作和赵树理文学流派是有着师承关系的。我得到过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得到过他们亲自教诲的，和他们有过许多交流。特别是西戎老师和胡正老师，是我的文学领路人，他们都给过我具体指导，是给我的作品亲笔修改过文句的。我也受到过山西文学流派第二代传人李逸民、义夫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作为山西的文学青年，这是必然的。
　　冯浩：很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作品，就经常到太原，每次在南华门走进东四条之前都要从赵树理故居路过；路过时也总是下意识地停下步子注目一会儿。那种感觉，用语言是难以表述的。直到今天，每次想起来都是热泪盈眶的。小的时候听村里一些人唠嗑，听多了就知道了赵树理，知道赵树理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作家。彼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一生还能够和赵树理有啥关系。赵树理的高度是难以逾越的，时至今日获得以他老人家命名的大奖，才发现只是触摸了曾经仰望过的高峰，真正攀登上去还是很难的。继续努力吧。
　　创作经历
　　多次走访龙门村，作品写了一年半
　　山西晚报：用一句话给读者介绍一下《中国农民原贵生》这部作品吧。
　　冯浩：一个人与一个村庄的可歌可泣。
　　山西晚报：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冯浩：王老师在担任运城市文联主席的时候就关注过龙门村，并接触过原贵生。他觉得原贵生是个传奇，改变了个人也改变了龙门村。他的人生之路，可以代表中国农民的历史坎坷。2015年4月，当时河津市委的主要领导约请和委托我们书写这个人，这个村子。这时候不说王老师，我都只剩下半年就退休了。
　　山西晚报：但还是接受了委托，去写原贵生。
　　冯浩：是的。我们是4月中旬去河津见原贵生的，去的时间有点不大好，见了面，尽管原贵生言谈举止显现着优秀的内在修养与风度，可总让人感觉到那眼神深处的疲惫。原来，自2008年开始，龙门村所有企业就陷入了困顿，尤其是焦炭，每吨从2008年的2800元，一路跌到2015年的800元，只剩下辉煌时期的零头了。跌宕起伏的几十年也是习惯了，原贵生除了夜里睡觉，所有时间大脑都在思考接下来如何做，如何应对困难。果然，原贵生不愧是经过磨难和大风大浪的，和我们相处了一会儿，很快就恢复了自信的表情，和我们谈起来。就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进入了角色。
　　山西晚报：去了多少趟龙门村收集素材？前前后后写了多久？
　　冯浩：第一次去听原贵生整整说了两天，然后还见了一些人。因为是初次接触原贵生，尽管掌握了许多素材，对他和龙门村有了基本的认识，可我们知道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得离开了。我们已经走进了原贵生和龙门村的过去，接着需要认真调整状态，仔细阅读和思考我们国家近70年的历史，为这部书找到一个较好的基调和叙述方式。我们回到永济酝酿了一段时间，于当年国庆前又去了三次龙门村，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个人。动笔写作是从当年10月份开始的，一直到2017年的春天基本定稿。
　　事实上，尽管资料掌握得很充分，大线条和大结构也清晰了，能够写作了，可我们都知道搜集的材料还不够，甚至某些篇章前后衔接仍是个空白。纪实文字要尽量还原事实，这个必须继续采访补充。正如预料的，整个过程中好几次都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只好再去龙门村。
　　2017年春天定稿后，我们再赴龙门村和原贵生讨论第三稿，聊天的过程中原贵生无意间说，龙门村托了你们的福气了，自2015年4月两位作家来了，5月市场就回暖，持续走高了，一直到现在。以原贵生的谋略和智慧，龙门村的企业不会总是陷入低谷出不来，走高是肯定的。当然，他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口气，我们的理解是对这部书满意的另一种表达。
　　山西晚报：原贵生事迹很多，经历既坎坷也丰富，应该收集到很多素材吧。
　　冯浩：没错，最初我自己对收集回来的一大堆素材，真是六神无主。感觉很好，可能否就此写一部好作品，如果只是对我来说难度不小，甚至结果会弄个半成品。
　　说到这儿，我心里有几句话想告诉大家，我与王老师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是他理顺了故事，并赋予了这部作品灵魂和骨头。是他把故事中一些在我看来是琐碎的又平凡的情节变得有了意义，甚至是震撼。事实上在完成这部纪实文字的过程中，我是配合他在做一次全新的文学实践和实习，一次对我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考验。
　　应该让年轻人知道原贵生这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山西晚报：在走访过程中有令您难忘的人或事吗？
　　冯浩：印象最深的人，是七十多岁的卢有龙。龙门村由于千百年来苛刻的自然生存环境，塑造出老百姓强悍豪爽又大气的性格，可肤色白净的卢有龙却让人感觉他年轻那会儿应该是个书生模样。可就是这个老汉，提起当年偷偷过黄河上的铁索桥往河西背盐、背麦麸红薯渣、背铁锅换粮食的往事，说得头头是道，就像刚从那边背着粮食回来似的。他讲到的为多换些粮食与河西人讨价还价，怎么糊弄，怎么和人家捣鬼，包括和工作队斗智斗勇的细节都非常生动传神。卢有龙是个很有思想的老汉，对我和王老师说，还以为你们二位像以前那些来访的人呢，只打听好事，只让人说好听的，绝不会提起过去那些心酸的事儿。一次，我们和卢有龙从河西那边回来，走上龙门桥，他停下来遥望苍茫的、留下他们多少沉重的脚印、洒下多少汗水泪水的西北山，自言自语说：对呀，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我和贵生这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另外，还有个50多岁的妇女，这本书里涉及的泥石流之后、有关矛盾纠纷的细节，正是通过这位妇女和其他几个人的讲述互相印证还原的。采访这位妇女时，我们又一次见证了龙门村人的豪爽和倔强。
　　总之，龙门村从一个贫困的村子走到今天，无疑取决于时代，可也是和当地老百姓坚韧的百折不挠的性格分不开的。还是一句话，有这样的老百姓，更有一位有信仰、不忘初心的原贵生把河津一个著名的穷村庄，建设成一个享誉山西的明星村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山西晚报：那采访原贵生时，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浩：他随时都在想问题，想着龙门村数千口老百姓的日子，想着集团的建设；随时都在未雨绸缪，考虑持续发展，怎么才能使全村人走向共同富裕。许多企业家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最终能做到的并不多。原贵生一直做得很好。集团在他的领导下走到今天，如果我个人给分的话，差不多是满分。当然，这里面已包括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很善良，性情温和，有气场，即使严肃起来还能够让人感觉距离更近了。这都是和他接触的过程中，从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个别村民的表情上感受到的。
　　他太想让他的乡亲过上好日子了　这是他最朴素最具体的奋斗目标
　　山西晚报：作品中把原贵生幼年丧父、过早辍学、生活困顿、照顾弟妹、遭至亲嫌弃这些内容写得非常打动人，尤其是原贵生的心理描写极其到位，创作这部分内容时是怎样的考虑？
　　王西兰：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原贵生青少年时期的种种遭遇，感同身受，心情异常沉重，曾不止一次地洒下一掬同情之泪。联系他后来的努力工作，他的精神品质，感到青少年时期的苦难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对他精神品质的形成，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我们要努力把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内容写得更真实，更动人，更具有艺术描写的力度，更有可读性。这样才能完成这一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描写和塑造，才能区别于别的农村模范干部，才不会弄成“好人好事”“先进材料”，才不会写得“千人一面”。
　　山西晚报：原贵生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民先后建成了焦化厂、发电厂、电解铝厂、碳素厂、黑钰厂等等，这太不容易了，您和他近距离接触过，他是靠什么信仰永不停歇地发展着龙门村？
　　王西兰：我们当然要说原贵生具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有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初心和使命意识，但这个太形而上了。我们已了解了原贵生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生活，这样的苦难生活在原贵生的记忆里是太深刻了，是难以磨灭的。他担任了村里的领导，他太想让他的乡亲吃饱肚子，摆脱贫困，太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了。这才是原贵生最朴素最具体的觉悟和奋斗目标，这才是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最直接的动力。
　　原贵生和龙门村有着现实意义
　　山西晚报：原贵生受过的苦都成为他人生的财富，也使他人情练达、阅历丰富，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他都靠自己的一颗公平、公正、公开之心，靠自己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圆满合理解决了。您觉得这样一位村干部在当今有怎样的意义？
　　王西兰：原贵生和许多更著名的模范村领头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务实和稳健。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龙门村没有大量贷款来发展自己，那样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不堪设想。他更没有做占有大额股份的董事长，而是和全村人基本平等地享受本村的资源。龙门村没有其他著名的村那样多的财富，因为不是每一个村子都可以享受国家那样多的资源。原贵生的务实和稳健，是所有的农村带头人容易学习的；龙门村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发展道路的经验，也是所有的村子都可以学习的。这就是原贵生和龙门村的现实意义。
　　山西晚报：希望这部作品带给普通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希望他们从中看到些什么？
　　王西兰：原贵生的经历，龙门村的经历，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农民经历的贫穷、饥饿、苦难，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只有了解了这些曾经的苦难与贫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农民的坚忍不拔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真切地理解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胜利的意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注重三农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我们才对得起农民的付出和贡献，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我希望读者看了这本书，能够得到一些这样的体会和感受。
　　文学历程
　　王西兰：热爱是任何事业的最初动力
　　山西晚报：王老师，是从何时开始文学创作的？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西兰：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972年5月就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过诗歌作品了，而且反响较大，当时就受到了山西作协（当时叫文艺工作室）和老作家们的关注和帮助。“文革”中山西省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我就参加了，1972年10月在太原市侯家巷招待所开的，当然创作的积极性就更高了。至于创作初衷，那就是喜欢阅读，热爱文学，热爱是任何事业的最初动力。
　　山西晚报：文学界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在您的创作里有什么样的体现？
　　王西兰：我写小说，西、马、胡、孙几位山西老作家都对我有影响。我和西戎老师交往最多，他对我的创作具体指导也最多。具体到文学风格和语言，陕西作家柳青、河北作家李满天，他们的作品对我影响更大一些。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除了农村题材、农村人物，可能语言上体现就明显一些。记得1983年，我的一个短篇在《山西文学》要发表的时候，责编、也是当时《山西文学》的副主编燕治国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小说语言怎么有些柳青的味儿？仿佛我背叛了山西老师似的（笑）。外国文学、世界主要国家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我读过不算太少，但影响不是太大，更不要说现代派了。要说真正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红楼梦》，但曹雪芹可能不属于你现在说的“文学界”了（笑）。
　　山西晚报：山西这片厚重的土壤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西兰：我生活在山西晋南，晋南语言是我的“母语”。我写小说，只会是我看到的生活，我写的几乎全是晋南的农村生活。我没有了农村的家以后，即使生活在县城，距离农村这么近，我都不会写小说了。我后来主要从事文化散文的写作，也离不开山西晋南的历史文化题材。我的性格，是不喜欢农村，又融不进城市。
　　山西晚报：目前您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王西兰：我这个年龄，谈不上什么创作计划了，碰上什么有兴趣的题材，还能写一点，不会写得更好了。我手头有一系列“《红楼梦》小说艺术赏读”的文章，发表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发，同时还在继续写。没有合适题材去写，我就读《红楼梦》，有了心得就写下来，能发几篇是几篇，以后出一本书。
　　冯浩：磕磕绊绊、无怨无悔地走到现在
　　山西晚报：冯老师，也谈谈您的文学创作历程和创作初衷吧。
　　冯浩：我是从1979年24岁的时候尝试写作的，很盲目。我这辈子庆幸的是初次投稿就遇上了王老师。当时，他正被借调在《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杂志社当编辑，正好看到我的小说。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写的退稿信内容，文字很暖心，基本上是鼓励，高兴了好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王老师这封回信，我这辈子无疑是另一种样子。后来他回到永济我们就见面了，来往了。1980年县文化馆办了个创作班，记得是七天，王老师每天讲一节课。其间我写了个短篇，得到他的认可，我修改后投给《汾水》，1981年第2期就发表了，接着6月份在重庆的《青年作家》又发了个短篇。然后，就磕磕绊绊、无怨无悔地走到现在。时间真快，转瞬就40年了。还是说王老师，40年我们亦师亦友。合作写这本书，也算是我们40年友谊的缩影和最好的纪念。要强调一下，“赵奖”的这份荣誉，是王老师牵着我的手获得的。
　　山西晚报：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冯浩：我这么说吧，1970年走出校门，记不清我从哪儿得到一本马烽和西戎老师的《吕梁英雄传》，本来就比较旧，几乎看了半年，记得都翻丢了许多页码，后来被一个驻村工作队没收了。再后来我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能背下来。要说影响，肯定是“山药蛋派作家”对我的影响最大。
　　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冯浩：多回农村老家走走，创作一些贴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延伸阅读
　　《中国农民原贵生》节选——
　　一场大暴雨，一场大考验
　　原贵生刚上任那会，面临的不仅仅是亟待解决的事儿，还要应付老天爷添的乱子。
　　继8月下旬龙门村调整班子之后，西沟重建工作人欢马叫热火朝天地展开，遮马峪大坝也很快合龙。看上去一切都走向正常了，原贵生该喘口气，主要精力该放在龙门村今后如何规划发展上了。没想到，一个多月后，9月17日快黎明时分，一场大暴雨再次袭击了龙门村。
　　老天爷制造的泥石流难题刚刚解决，着实考验了一番龙门人，现在又要再次考验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原贵生了，要考验由原贵生这位“班长”领头的党委一班人。新班子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大家的期待值能有多高，有多少号召力，得在老天爷再次出的难题面前应考了。老天爷刻意安排的这一场考试，把考场设定在刚刚建起的大坝上。
　　所谓新班子、新党委，其实就是换了原贵生一个书记，其余还是原班人马。上级党委让他组织新班子，他的意见是一个不换，大家的分工也不换，都是乡亲，都是同事，相信能把工作做好。
　　不久前，在经过几次反复上访“闹事”之后，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终于认识到，龙门村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的群众“聚众闹事扰乱治安”那么简单，而是领导班子与群众产生了对立，至少可以说是“干群关系紧张”。所谓干群关系紧张，说白了也就是龙门村的老百姓对领导班子，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不再信任了。也正因为如此，市委才决定更换党委书记。尽管为了保持龙门村这面先进党委的旗帜，不能明确地说老书记脱离群众，但更换党委书记，已经表明了上级组织的态度，也基本实现了群众的愿望。应原贵生的要求，党委班子和村委班子除了原贵生本人，再没有更换一个成员，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班子。这个班子能不能取得群众信任？有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受到考验。一个月来，虽说救灾款分配、10个代表解除刑拘和危房搬迁都干得漂亮，都受到人们的称赞，但这些都是给予受害人家的补偿，受到称赞是必然的，还不能说明得到了全体村民的完全信任和拥戴。遇到公益事项，遇到重大考验，党委经受得起吗？原贵生经受得起吗？
　　这一场大暴雨，就是一场重大考验。
　　暴雨持续下着。一会儿小了些，眨眼又大了。
　　呼雷闪电，瓢泼盆倾。
　　看样子，比去年8月1日的暴雨还要来势凶猛！
　　遮马峪大坝！
　　原贵生心里一凛，马上就想到了遮马峪大坝！那是全村耕地的保命坝，是他这个新的党委书记上任以来干的第一项重大工程啊！
　　不容多想，原贵生忽地迎着雨点子就跑了出去。
　　一路跑，一路喊。
　　在巷道里，陆续出现了被他喊出来的一些人，他以书记的身份下令：“快，都快分头去吆喝人，拿上工具，快去遮马峪！”
　　他先向遮马峪方向跑去。
　　半路上，就听见沉闷的呼啸声。他判断，北山的洪水已经下来了。
　　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到了坝上，他看见，大坝被冲开一道豁口，洪水已经窜进近处的玉米地。
　　这个阵势，比想像得要严重得多。
　　眼看洪水越来越汹涌，眼看洪水冲撞着豁口两边的坝体，原贵生知道要遏制住洪水肆虐，需要机械，需要人力，需要许多的人，需要全村的人都来坝上，和洪水来一场生死搏斗。
　　就凭他刚刚在路上那一阵呼唤，龙门村的老百姓，都能出来吗？面对着狂风暴雨，面对着巨大危险，大家都肯出来么？这不是补发救灾款，不是去看守所迎接自己的家人，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党委书记的命令，能那么管用么？
　　他一个人站在坝岸上，顶着那滂沱大雨，看着那水势汹汹，满脸的汗，浑身的汗，是冰冷的汗水。
　　站在现场，才知道险情比想象的还可怕，口子万一堵不住，大水泛滥，秋庄稼毁了不算，小麦也无法下种，那么明年老百姓吃啥？
　　过去几十年，经常是这样啊！
　　他恨不能自己立马变成一座山，堵在豁口。
　　突然，他感觉身后有些异样。
　　忙转身——
　　暴雨中，泥泞里，坝上坝下，到处都是人！
　　数不清有多少人，他感觉，人很多，除了老人和孩子，龙门村的人，都来了。
　　干部，党员，男人，妇女都来了。
　　一阵狂风带来远方的马达声。
　　瞬间，卡车、铲车轰隆隆地停住了。
　　所有的人，包括从车上跳下来的司机，都站在大雨中，都在瞅着他，都在等着他的命令。
　　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与大家面面相觑。
　　书记被乡亲们感动了。
　　乡亲们被书记感动了。
　　谁在提醒他：“堵啊，堵决口！”
　　是啊，堵决口！
　　原贵生没说话，转过身就跳入了洪水。
　　书记没发声，他用行动发出了命令。
　　几位党员顿时醒悟过来，原永录首先往前一冲，大喝一声：“跳！”
　　喊声没落，人就跳下去了。
　　原兴管、原治民、许锁良、杨跃进等党员，村民原好锁、原向录……眨眼间，100多名村民下水了。
　　原贵生站在豁口中央，伸开两条胳膊，挽住随后跳下来的人们。
　　一道人墙，拦住了滔滔洪水。
　　坝上的人们，开始往蛇皮袋麻袋里装土，抱来树枝子纷纷丢在豁口。卡车铲车轮子泥浆飞溅，运土填土，狂风暴雨中充分显示出人的能量，机械的威力。
　　一波一波前仆后继的浪头，在上演最后的疯狂，以骄横的、霹雳的姿势拍打、撞击着这堵人墙。巨流在人们的胸口撞击，雨点子一直在人的脸上拍打。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
　　人墙始终屹立不动。
　　原贵生咬紧了牙，仍然无话，左右瞅瞅，都是熟悉的面孔，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普普通通的乡亲们啊！
　　可现在，他们分明就是自己片刻前想象过、渴望过的那座大山！
　　原来，这座大山早已存在，而往往会被我们所忽视。
　　这座大山就是老百姓，当然也包括我原贵生。只要永远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分子，心永远和他们在一起，就能组成一座雄伟的永远屹立不倒的大山。千百年来，正是他们的肩膀支撑了这个国家，平时又为这个国家遮风挡雨。只要有他们在，只要时刻操心他们的利益，只要有能力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任何灾难都不怕，最终都可以化解。这场暴雨又算得了什么呢？
　　原贵生腾出手来，本能地在脸上抹了一把。咂咂嘴，味道是咸的。
　　雨水里含了泪水。
　　他真想大喊一声，谢谢乡亲们！
　　后来一些媒体曾关注过龙门村工作终于正常起来之后，接着出现的这个插曲，相继报道过。其中，有一篇《躯体筑就的大坝》的通讯这样描述：
　　洪水无情，龙门人的铁骨钢肩更硬。此刻，洪水越来越猛，大坝的豁口越冲越大，然而，摧不垮的是龙门人的意志，冲不散的是共产党人的脊梁。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大坝的豁口堵住了，汹涌的洪水被征服了。
　　抗洪抢险的大决战，彰显着龙门人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更是彰显着大禹精神在龙门村的延伸……是一幅新时代描绘出的战洪图，更是一曲人间大爱奏响的群英谱。
　　无疑，这对龙门村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
　　接下来一段时间，继续施工，最终形成高6米、根基14米、顶部宽7米，共长达4公里多的大坝。此后，洪水再也没有肆虐，夏秋粮食年年大丰收。
　　原贵生呢，又一次感受到群众的觉悟与力量，又一次感受到：
　　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文章转自《山西晚报》，如需转载，请联系《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