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命的影子，是个体经验的投射物，即使是虚构的文学，如果没有作家自己内心的真实，作品也不会有生命力。读散文时，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如散文集《鸟鸣唤醒的色彩》。
　　这部作品以“我”游历观鸟的感受联想，将“我”的细末日常、家人朋友、凡俗生活、出尘之思、彼岸情怀都娓娓道来；将“我”对自然外物、文化传统、宗教情怀的感受思考也一一陈述；还对“我”进行了反观与再确认。作者在《鸟鸣唤醒的色彩》这个散文世界中，从自己与童年时代生长的环境开始了自我发现，故乡中的人物和世界的种种意象构成了一面自我的镜子，他从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形象，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诚真实的他——滹沱河边上成长的刘勇。
　　凭着这份真实，《鸟鸣唤醒的色彩》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赵奖”给这部作品的评语是：对自我生命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渗透的时代处境的书写，是对昔日生活的深情挽留，更是对其美学层面上的重新构造。作者以小说家的才华，突入散文领域，拓宽了散文的地平线。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节逼真感人，在飘逸中显出厚重。滹沱河也因作者的热爱，荡漾着精神意义上的奇光异彩。
　　刘勇，原平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散文集《野兽身上的斑纹》、散文集《鸟鸣唤醒的色彩》。三十多篇作品发表于《散文选刋》《散文》《山西文学》《黄河》《都市》《小品文选刊》等。
　　《鸟鸣唤醒的色彩》扉页中有刘勇的照片，五十多岁的年纪，笑得一脸纯真、坦荡无隐。拨通电话，他说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连个散兵游勇都算不上，分明就是一个逃兵！真是够坦率。这样说自己是因为刘勇曾经辍笔二十多年，“但是潜藏心底的文学梦在背离的迷乱中还时常浮起，言说的不畅往往破坏表达的快意，所以写作似乎仍是表达最宽泛最有效的方式”，于是，他又开始提笔书写。
　　不知还有多少文字可写 这让我很紧张
　　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
　　刘勇：当然高兴，但这种快感犹如清风拂过，紧接着是更持久的焦虑和伤感。
　　山西晚报：为什么焦虑和伤感？
　　刘勇：这种焦虑和伤感倒不全是写作，也和人生相关。年龄大了，文不成武不就，爱好写作这么多年，晨夕理荒秽，草盛豆苗稀。这样吧，用几个成语酸一下。比如时不我待，比如秋后的蚂蚱，比如刘郎才尽，哈哈，够焦虑伤感的吧。
　　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刘勇：意义？我一直对这个词充满怀疑。于我而言，获奖更多是一种提醒和警示。对于一个年近六十的人，时光犹如烛头，在摇曳的烛光中，不知还有多少文字可写。这让我很紧张。
　　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和“赵树理”之间还有怎样的联系？
　　刘勇：赵树理至少是山西作家的鲁班爷，但他的作用不是用来供奉的！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传承着他的血脉，我当然也不例外。
　　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鸟鸣唤醒的色彩》这部作品吧。
　　刘勇：这本集子主要是以滹沱河和崞县城（今原平市崞阳镇）为背景的。我不擅长于叙情和说理，只是将记忆中的东西以描写的方式呈现出来。山川河流、鸡狗牛羊、风土人情、生活场景，当然主角是我熟悉的人。对家乡的热爱，对自然的尊崇和对亲情的怀念应该是这本书集中的主要内容吧。
　　山西晚报：书中所选文章有四十多篇，都是什么时候写的？应该是有时间上的跨度，作品前后有差异吗？
　　刘勇：其中《有个情人其实不错》《懒妻》《接近与背离》等五六篇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其余大部分是近四五年写的。这中间有大段的时间空白，肯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心态的变化。
　　山西晚报：心态有了什么变化？
　　刘勇：原平有个时光读书会，我后来的写作和书友们的激励有很大关系。我喜欢这个温暖而舒服的群体，因读书和写作大家聚在一起，生活因此有了节奏和动力。置身这个青年才俊群体，好有压力，我突然觉得手中的时间所剩无几，欢欢（方言：赶紧）看，欢欢写，把我急的，哈哈。
　　从他们身上能看见自己 不写他们我还能写什么
　　山西晚报：《鸟鸣唤醒的色彩》中反复出现了一种鸟，名为“河关关”，是它唤醒了您的色彩吗？“河关关”在您心目中是怎样的存在？
　　刘勇：只算一个代表性意象吧，应该说是它和众鸟一起唤醒了我的情绪和记忆，没有飞鸟的天空还叫天空吗？河关关是我儿时就十分喜欢的鸟，它的叫声很好听。有机会来原平我带你去走河，河关关的鸣叫随处可听。
　　山西晚报：“一声电力机车尖锐的嘶鸣正好划破天空，河关关伙同众鸟精心营造的寂静顿时支离破碎”，在这部散文集的许多文章里您说到了环保，为什么会屡屡提及这个问题？
　　刘勇：傍河而生并非所有人有这个福分。大河断流，鸟鸣不闻，真不敢想象这样的末日。我和书友、摄影爱好者，沿着滹沱河水岸线多次走河，一个问题常在脑中盘旋，文明是不是反自然的？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下说不清，不说它吧。
　　山西晚报：那咱们来说说作品里的人物。姥娘、母亲、妻子、女儿、表姐、大舅、三舅，还有独居荒郊野外的二不楞和村里唱戏时点着马灯的二道老汉……这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展现在您的笔下，作品里为什么收进这么多人物？
　　刘勇：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喜欢的人，在记忆中这些人是有温度、有声音，有气息的。这些人其实也是我自己，从他们身上能看见自己，不写他们还能写什么呢？写他们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自我观照、自我反思的过程！
　　山西晚报：能具体说说某个人物给您的影响吗？
　　刘勇：我姥娘在这本集子偶尔提及，我最近有几个小说里都写到她。好像不到四十岁她就守寡，我是在姥娘身边长大的。我记得每个晚上油灯下姥娘纳鞋底的情景，针引麻线扎进去又抽出来，满屋都是晃动的影子。姥娘从不给姥爷上坟，有时心上憋屈，就独自到村口，寻一处没人的地方，呜呜咽咽，念念叨叨大半晌，哭痛快了，回家的路上和人说说笑笑，没事人一般。毫无疑问，姥娘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的人。
　　山西晚报：您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过去的生活场景，如泥火炉带来的温暖、拾煤渣的艰苦生活，还有过年时的民间习俗，如垒旺火和民间禁忌，都写得栩栩如生，这些记忆始终都在您的脑海中？您是不是对它们无限留恋？
　　刘勇：当然，这些记忆都很温暖的，成为记忆中最明亮的部分。身处当时的境况中，也许会痛苦无奈，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无限美好，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些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人很大程度是靠记忆滋养的，没有记忆无异于行尸走肉，因为对往昔的留恋，人才有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文字中有水气 这全是滹沱河滋润的
　　山西晚报：书中还呈现了您的童年生活、读书经历和各种游历感悟，完全是您个人的展开式，坦荡无隐磊落得很，为什么要这样真实地呈现自己？
　　刘勇：写作者必须诚实，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上大学时读卢梭的《忏悔录》，激动得一塌糊涂，自己就开始写日记忏悔，哈哈，你说那时有什么可忏悔的，无非是暗恋某个女生啦，一些身体变化啦，同学间的一些小过节啦，等等。现在想起来这种效仿真可笑，但忏悔的心理指向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鸟鸣唤醒的色彩》这部作品说不上坦荡磊落地呈现了我，我不想掩饰自己，我是展开了一些心灵深处的东西，但更真实的一些东西还是心有顾忌的。有时心里憋屈，又无处倾诉，文字便成了对象。竭力坦诚心中隐秘，但往往又吞吞吐吐，变得虚伪和作假。那份自由在高处，那点独立深藏于心，残缺的爱也只能在最初的花园。不能尽兴倾吐，常常破坏表达的快意，怪只能怪自己。
　　山西晚报：弘一大师、梭罗这些名人，还有《诗经》，在您笔下都有另类的解读，这种不同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
　　刘勇：在时光读书会，我们一直倡导私性体验和个性解读，要读出自己，反对人云亦云。中译出版社出版过读书会书友的一本《全民诗经之国风气象》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主张。弘一大师是我很喜欢的人物，他的宗教精神令人敬佩。现在好多所谓大师级僧人真不敢恭维。我特别喜欢《瓦尔登湖》，梭罗回归大自然的实验，力倡简约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山西晚报：《情结有情节》一文让人印象深刻，您对面条有情结，是因为儿时生病的母亲需要“特供食品”面条这个情节，因为这个原因，您一生对面条情有独钟。这样的情结太动人了，您还有其它情结吗？
　　刘勇：哈，我想想，应该还有，也许另外的情结缺少情节，或者还和情节没有对接上。谢谢你提醒了我，或许今后还会写些这方面的小故事。
　　山西晚报：滹沱河在这部作品里占有许多笔墨，您很爱这条河？
　　刘勇：非常爱。闲暇总喜欢到河边走走，听鸟鸣破静，看浮云落水，滹沱河是我的一条忘忧河，或走走或坐坐，浮躁的心立刻会安宁沉寂下来。我最近写的一个系列短篇小说，都是以这条河为背景的。可以说没有这条河，我的写作会是另一种状态，文字会干燥僵硬，我自信的一点是我的文字中有水气，读起来可能湿润一点，这全是滹沱河滋润的。
　　山西晚报：您希望这部作品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希望他们能从中看到些什么？
　　刘勇：在后记中我写过几句话，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在制造文字垃圾，我不奢望读者会从中看到什么，选择一两篇，随便翻翻，某个人物、某个场景、某个细节能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就足慰我心了。
　　故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背景 事实上它们一直是主角
　　山西晚报：最初对写作的爱好是源于什么？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刘勇：源于对物质的渴望和尊严的获取。巴尔扎克在一家裁缝店一直欠账穿衣，而老板也从不要钱。后来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多亏了布伊松裁缝店，他制作了一套衣服，足能使人在各个沙龙里充分拌演皇家成员的角色。就这几行字，引动巴黎达官贵人蜂拥而至，布伊松的生意可想而知。巴尔扎克用文字这种特殊的货币，报答了这位聪明的裁缝。那时，我就想，呀呀呀，做作家多美，可以随便白穿衣服，哈哈。我一直觉得作家应该有尊严地写作，把基本生存生活打理好了，才能心无旁骛。如果像卡佛所描写的，把注意力消费在冰箱坏了是买还是修的深度纠结上，灵感会稍纵即逝。意识到文以载道和责任使命是后来的事了。
　　山西晚报：为了“白穿衣服”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
　　刘勇：《中学生优秀作文》算不算（笑）。第一次变成铅字的就是我上中学时的一篇作文，发在了《中学生优秀作文》上。后来在省级刊物《火花》上发过一篇，能算最早的吧，记不清哪一年了。之后1992年到1994年在《山西文学》发过四篇短篇小说。
　　山西晚报：这之后就停笔了吗？为什么会停止写作二十多年？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次拿起笔来书写？
　　刘勇：我是一个庸俗的人，写了几年稍有起色，就觉得写作并不能解决生计问题和撑起人的尊严，反而成为常被人耻笑的“饥饿艺术家”。后来到一个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忙于工作，基本中断了写作，但忙绝不是理由，更多的是对文学的误解和背叛。所以我说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连个散兵游勇都算不上，分明就是一个逃兵。我这个逃兵现在归队，为时已晚，唯有加倍努力，归队也还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还“藕断丝连”吧，就“重操旧业”了。
　　山西晚报：多年后再创作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您再创作后的作品还屡屡获奖，您辍笔二十多年，是有沉淀和积累的，对吗？
　　刘勇：这些小收获和生活的沉淀积累肯定有关，但读书和思考才能激活和照亮生活。我过去读的书太少，现在挤出大量的时间读书。每本书都像金字塔的砖，十辈子也读不完。我读书从最顶端向下读，比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读了两册，《芬尼根的守灵夜》实在读不懂，但我不会放弃。
　　山西晚报：您主要创作散文和小说，为什么钟情于这两种体裁？它们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模样？
　　刘勇：我在创作上也是个拐子，你不知道吧，我真有点拐，真的。我几乎没写过诗歌，也没写过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散文和短篇小说也举步艰难。但我喜欢散文和短篇小说，可能源于这两种文体的精致和短小，不会浪费别人太多的时间。王祥夫先生说短篇小说像手榴弹，虽小甩出去会炸一大片。段崇轩老师说短篇小说是乐队的第一小提琴，这个比喻也很妙。我一直钟情于短篇小说，还因为自己驾驭不了大题材。
　　山西晚报：“草屋、土墙、木门；小河、芳草、绿树；远山、明月、繁星。几声狗吠，几缕清风，几个牵牛荷锄的老妇老农，当然不乏光屁股红兜肚的孩童”，这是您笔下的老家崞县，您对老家有什么样的情感？它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刘勇：从感情上我一直以崞县人自居。对一个地域的文化认同是不自觉的，谁也不可能脱开自己的文化和语境。于我而言，故土的一切不仅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背景，事实上它们一直是主角。
　　山西晚报：文学界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在您的创作里有什么样的体现？
　　刘勇：这可能有一长串名字，但打头的肯定是鲁迅。在早期的小说写作和后来的散文写作中，都有鲁迅的影子。具体怎么体现，我自己也说不清。
　　山西晚报：工作与写作的时间怎样分配？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刘勇：写作当然只能在工作之余。今后散文小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在写的一个系列小说，今年争取写完，择期出一本小说集。关于《诗经》也想出本散文集。目前就这点小目标。谢谢您的采访，我总觉得自己没这样的资格，随便聊聊，语不达意，请您和读者多多谅解（笑）。
　　山西晚报：随便聊聊，才能在随便的平淡中聊出您的真意，感谢您接受采访（笑）。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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